当代学者亦指出：若将权利滥用的害意标准绝对化，或特别强调行为人损害他人的目的，则难免限制了权利滥用的制度功能。

在处理案件时，有时裁判结果和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符合，但是当事人双方都满意，有时则正好相反。再次，如何确定裁判所追求的效果。

对此笔者认为，法律效果是第一位的。就具体个案而言，如果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硬性下判表面上看是遵守法律规定，实际效果往往会对制度正义产生反作用，此时更宜通过调解处理纠纷，以避免损害制度正义。对此，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种是法官误读了法律规定，裁判本身确有问题，对此要敢于认错纠错，通过法定程序矫正错误裁判。与此同时，部分法律规范本身存在解释弹性，这也为法官实现社会效果最大化提供了空间。没有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便难以获得真正保障。

其次是罪刑相适应的思维，即罚应当罪、罪与罚不能失衡。围绕裁判思维这一主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三、中华法系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是中华民族原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色。也就是说，观察、书写与讲述中国历史，自然要从中国出发，势必要凸显中国性。我国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思想。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中华法系必将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

但如何从古今贯通的视角出发，看待中华法系本身的形成、发展与方向，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循常不变的因素，是更加重要的问题。中华法系的发展、演进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前后相继甚至替代关系。因此，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中华法系的发展、演进统一于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我们既要看到中华文明过往的悠久历史，更要看到其对于中华民族当下乃至未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与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经典论述（国无常强，无常弱。（三）影响的广泛性 中华法系底蕴深厚、内涵丰富，自成体系、脉络清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代表着人类中古时期法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模仿对象，也没有既定模式，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新征程，是中华法治文明的新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新阶段。

作为外来概念的中华法系传入近代中国之后，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经历了长期的建构与重构，其内涵经过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回溯到实践、从描述到指向的扩容与迭代，开始呈现新面貌。（二）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要坚持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根本政治实质，也要充分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要充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不应排斥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将中华法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独树一帜稍作总结。那个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寻找着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华法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国内学者对其渊源、发展、表现形式、代表以及影响等方面的认识逐步深化。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重大成果，法治与国之强弱、盛衰具有密切的联系。（一）产生的原创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也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

常是变的根据，变的深层根源在于常的内在驱动。宋采用之，而所重者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是历史传统的简单再现，更不是为了复古，而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中华传统法治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契合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创新。

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伟大探索从未停止，中华法系的发展、演进也未终止。中华法系产生的原创性及其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强大生命力于此可见。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就此而言，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与中华法系的解体相伴而生的认识，显然根源于刻意凸显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古今之变，这种认识具有人为割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危险。

也就是说，中华法系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

我们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吸收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华民族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

中华法系的源头或可追溯至三代，但基于中国古代成文法传统与制定法体系，以国家法的立场观察中华法系，以律典与令典为支柱的中华法系实际上是自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凭借上世纪中后期至今大量出土的秦汉简牍律令，我们得以看到秦汉律令大致的整体样貌，并较为清晰地看到秦汉律与唐律在立法语言、篇章结构、基本原理及立法精神等方面的传承关系。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华民族对于如何驾驭人类自身的探索既具有全人类的共性，也具有鲜明特色。

（二）中华法系的新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化则发轫于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而法治现代化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波涛中被唤醒。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五千余年从未中断的法制历史中，形成了一个纵向传承、代有兴革的法文化发展轨迹，这个过程不仅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关联性，也凸显了不同时期的时代性、特殊性和创新性。

中国现代转变的外驱力是关键性的。‘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